拿到资格证后的第二年,我打出第一个大案子。
一桩建筑工程质量纠纷,被告是本市排名前三的开发商。
原告是一对老夫妻,攒了半辈子钱买的房子墙体开裂、地基下沉。
开发商咬定是自然沉降拒不赔偿。
我做陈述时声音不大,但字字珠玑。
把地质勘测报告、施工日志、混凝土批次检测数据一条一条摆出来,
每一份证据的编号和来源都说得清楚。
法官问被告方对证据的意见。
对面那个老牌律师翻着材料支吾了两句,满是漏洞。
我抓住对方逻辑缺口连问三个问题,一句比一句压迫,
到最后,对方律师额头开始冒汗,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方需要补充核查。”
庭审结束后,张姐给我发了消息:
“你在里面说话的样子,让我想起一个人。”
我笑了,我知道她说的是谁,可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再提那个名字。
那个案子不出意料地赢了,开发商赔了全额房款加违约金。
老夫妻在法庭上抹眼泪,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。
后来案子越接越多,类型也越来越杂。
工程纠纷、劳动仲裁、家事继承,
我来者不拒,每一件都从头跟到尾。
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,离开的时候保安室的灯都关了。
妈妈在第三年春天开始催我相亲。
“茵茵,你和他分开这么久,也该往前看了。”